特邀记者张振贺
4月22日下午，家住建昌县王宝营子乡本街村金宝营子的辛宝良，开着一台破旧的三轮车，疾驰在去医院的路上，他恨不得飞起来去医院买回药，让儿子服下，缓解儿子的痛苦。可是就在刹那间，他一不留神，车子突然向路边的沟子里面蹿去，还没等他觉得疼痛，便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里，原来是同村的一位村民看到他血人似的倒在沟里，才把他送进医院的。
因为脸部受伤严重，辛宝良鼻子骨折，嘴唇和脸被缝了十几针，但是他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在医院治疗，而是拖着虚弱的身体给儿子买了药送回家里。回家后，辛宝良的脸上依然淌着血，他一边给在炕上已经神志不清的儿子服药，一边拉着儿子的手说：“孩子，你知道吗？刚才爸险些就见不到你了，你要坚强地活下来啊！”两行眼泪和着脸上的血淌了下来。21岁的儿子依旧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挥动着干枯的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抓着……
4月23日记者接到电话后，赶往辛宝良家进行采访。那是一个破旧的房子，院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凌乱地堆放着一些秸秆，东西两边的小园子也没有种。屋内只有一个发黑的小柜子，柜子上面放着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炕上躺着的是辛宝良21岁的儿子——辛天龙，他面黄肌瘦，露在外面的胳膊又细又白，没有一点血色。坐在炕上的辛宝良头上戴着棉帽子，这是怕摔伤后伤口受风。他一边含糊不清地招呼记者，一边艰难地坐了起来，地下呆呆站着的女人是辛宝良的妻子。
今年50岁的辛宝良因为嘴部受伤严重，所以他每说一句话，那个缝合的针口就会疼一下，但是他依然努力地向记者介绍，这么多年来，他们为了救治儿子所经历的无奈和痛苦。“我没有什么，哪怕让我死，我都不怕，我只想留住儿子的生命……”记者感受到了父亲为了救治爱子而发自内心的呐喊。
从小就聪明伶俐的辛天龙，从上学起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博得了老师的认可，他的父母也为此感到很自豪。可是，2002年6月，灾祸突然降临，当时15岁的辛天龙突然发高烧，随后开始抽搐。焦急的父母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为“肌肉萎缩”，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他们没有住院治疗，而是简单地开了点药就回家了。从那以后，辛天龙便因病辍学了，身体还时常出现高烧、抽搐等症状，每年秋天家里卖玉米收入几千元后，辛宝良就会带儿子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等钱花光了再回来，有时候孩子病情实在严重了，就向亲友借点钱，或是卖家里的东西凑点钱到医院买药。几年里他们陆陆续续花去了四五万元的治疗费，家里不仅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下了好多外债。可还是没有阻挡住病魔对辛天龙的袭击，他全身肌肉一点点萎缩，从开始的100多斤，减少到现在的几十斤，在这几年里，他们无数次去沈阳等地的医院治疗，可是因为资金问题，他们哪一次也没有做彻底治疗。因此，辛天龙的病情在断断续续的治疗中并没好转。
2008年3月，辛宝良看着儿子消瘦得青筋暴露，无奈之下又硬着头皮向亲朋好友凑了两千多元，来到建昌县医院。医生建议辛宝良到沈阳治疗。于是，他们又去了沈阳，医生要求对患者做“磁共振”检查，可是费用相对较高，可辛宝良的兜里仅剩下不足一千元了，无奈只好放弃。
几日后，辛宝良父子从医院出来，露宿在车站的走廊下面。在万分绝望时，辛宝良找到了省民政部门，最后父子俩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辗转回到建昌。从沈阳返乡后，辛宝龙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持续高烧，抽搐也频繁了，有时候神智也不清醒。
辛宝良告诉记者，在这几年里，县民政部门不仅给他们办理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经济上也给予了一些资助。辛宝良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为了救治哥哥，她几次向父母要求辍学。“那可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了，我怎么能忍心让她辍学呢！”辛宝良说。
在说起自己的伤势时，辛宝良说：“开始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只顾着给儿子买药了，现在回到家里，不仅腰针扎似的疼，还时常头晕，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地，这个家可就彻底完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辛宝良家的地直到现在还没有种，“虽然民政部门给我们拿了部分玉米种子，可是剩余的种子和化肥我们还是买不起，所以直到现在地还没有种。”辛宝良无奈地说。
4月24日上午，记者再次接到辛宝良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他正在输液，因为实在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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