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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知县迎钦差

 

  □ 王怀平
  《绥中乡土志·政绩录》(光绪三十四年版)记载,陶镛任知县时,深得民心。当时有陶知县将“调省办事”的消息传出,正值“载、徐二钦使出关,绅商不期而会者数十人,联名保留”。今天试将这一事件回放并放大,或可窥见清末政治生态之一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上旬,绥中知县陶镛接到盛京将军赵尔巽转发的指令,言本月中下旬有钦差载振(庆亲王奕劻之子,时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徐世昌(时任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到奉天(今辽宁)考察,钦差来电指示,此行车马、伙食自备,地方官不必做接待准备。这让陶知县犯了寻思:朝廷大员出关,绥中是接待的首站,做接待准备吧,则违背了钦差体恤地方的美意,给钦差的高姿态抹黑;不做接待准备吧,则有失盛京将军的敬客之道,让将军没面子。正当左右为难之际,省文案处又传来指令:“仍敬谨酌量预备,尽东道之谊。”
  在大衙门当了多年幕僚(秘书)、幕僚长(秘书长)的陶镛,这下把准了上司的脉,余下的事儿他就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
  对做好这次接待钦差的工作,陶知县是充满信心与期待的。他回顾任绥中知县才半年,下车伊始他就拜谒城隍庙,宣誓“存心欲做好官,尽力以谋公益,断不徇私而害公,贪赃而枉法”。接着,他发布“劝学文”,鼓励百姓求知向学,摆脱愚昧;发布“告诫令”,严饬乡保、吏员奉公守法,不得鱼肉百姓;春旱无雨,他忧民所忧,和百姓一起求雨。至于政务方面,推动地方自治,他已先行一步;发展实业,培训警察,提高教育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效。正因如此,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才很有底气地说,地方官“多恐上司查察,而下官则亟盼钦使之调查”。他确信,通过钦差亲临调查,不但他“经营之苦心得以上达”,而且县内各部门吏员,“若得钦使之一顾而勉励之,精神必为之一奋”,可预见的效果必然是“知县之驱使更易,进步更速”。
  陶知县首先往北京连发几封信,给原商部同僚和可能随同钦差来奉天的朋友,同他们商讨接待方式,希望借此展示他治绥半年的政绩,特别恳求他们及时将钦差起程日期及随员人数,通过绥中火车站电话告知,以便准备。其次,他知道,保证钦差路途安全、起居舒适是最基本的要求,于是他派遣捕盗营官赵克武率精干兵丁数人,先期到京,全程随卫;又与火车站中的官员约定,在绥中停车30分钟,使接待时间不致太匆促;他知道钦差是曾出过洋的,担心中国人开的饭店不清洁,不轩敞,又在车站预定了洋人开的饭馆,以备钦差休息餐饮(京奉铁路即今京沈铁路,从设计施工到建成通车后的运营管理,有很多英国人参与,所以车站设有英国人用的餐厅酒吧)。再次是排场,场面足够大,人气足够盛,气氛足够热烈,一切要与钦差的身份相称,并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热情与敬意。最后,还要尽量为钦差考察本地情况提供方便,为此,他撰写了一份“绥中概况”,并开列巡警、学校、商会头脑及地方士绅名单,以备钦差询问。种种安排可谓细致周到,没有疏漏。
  陶知县用手掐算着钦差的行程,提前两天亲自到山海关迎候。钦差莅绥当天,火车早七点自山海关开,九点三十分到站。绥中车站鞭炮炸响,鼓乐悠扬,陶知县从容而恭敬地引导钦差及随员下车,县城各界领衔人物在站台肃然恭候。钦差在众人簇拥下出了站台。站前小广场上,巡警队、小学堂师生(80人)、师范班师生(40人),已列队整齐。钦差坐定,阅操开始。徐世昌主管巡警,又倡导巡警必须经“学兵”培训方得上岗,而绥中巡警队正是学兵毕业,一改旧差役陈规陋习,临场操练,一招一式,中规中矩,给徐大人、陶知县都赚足了面子。接下来是学生表演体操,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展示了近代学堂教育新风气;与书塾学童比,自不可同日而语。钦差及随员不禁口赞首肯,脸上堆满了满意的笑容。最后,各界代表拜见钦差,于是出现地方志记载的场面,众人趋步向前,大赞陶知县的德政。因当时已有陶知县赴省任知府的传言,大家交口表达挽留之意。
  载、徐二钦差出京考察,途经奉、吉、黑三省,历时三个月。回京后上了《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等为臣考察东三省情形事奏折》,其附件《考察奉天情形清单》中,在“教育”一项特别提到:“省城各学堂程度以中学堂为最,次各属(县)如铁岭、绥中。臣等经过之处,学堂亦复不少,学生欢迎分列,亦均有精神,步法可观。”绥中建小学堂才一年有余,教育水平得到中央大员如此肯定,陶镛的能力可见一斑。
  陶镛(1869—1941),字在东,浙江绍兴人,举人出身。光绪三十年他应友人廷杰(时任奉天府尹)之邀离京到奉天任职。三十二年闰四月任绥中知县,三十三年二月因保升知府离任。离任时将一双官靴脱下,置于绥中城南门门楣之上,宣示本官两袖清风而来,一尘未染而去,一时传为美谈。任关外首县知县,他深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治理中未免急功近利,瞻前而不顾后,报喜而不报忧。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监察御史俾寿奏前绥中知县“避过邀功,草菅人命”,朝廷命徐世昌秉公查办。不久徐上奏:“查明陶镛审办刘甸臣等案,并无枉滥。唯蒙蔽取巧,欺饰邀功,实难辞咎。”友人廷杰也上奏朝廷为陶镛辩冤,言陶系“公罪”,公心理政而有失分寸而已。陶镛虽无大罪错,但终被革职。他自感灰头土脸,在奉天官场难以立足。正值友人廷杰已调任热河都统,他投奔过去,谋了个管理避暑山庄的闲差。廷杰与人谈起陶镛时说:“陶某儒吏,在奉(天)功多怨亦多。”陶镛这位“绍兴师爷”,有足够的担当与才干,唯独缺少那种算计别人的心机,善于表现自己,却不善于防范别人,以致功多招怨。廷杰的评语,可谓知人之论。透过陶镛奉天官场这段经历,我们不仅看到一位小官吏跋涉仕途、努力践行自己为官之道的淡淡光斑,也看到封建官场那趋炎附势、排斥异己、无端构陷的浓浓底色。
  陶镛与民主革命女杰秋瑾是同乡、世交,曾资助其赴东瀛留学。陶在辛亥革命中倾向进步,民国初年先后任定海、诸暨、杭县等地县知事,均有勤政廉洁的评价。抗日战争期间居上海,从不与日伪人员交往。喜属对,善诗文,有多篇作品收入民国十八年版的《绥中县志》。 

(责任编辑: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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