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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槌山

  □ 张耀恒
  辽西,一遇到秋,就变瘦了。而辽西的山就更瘦了。
  山上的岩石变得线条清晰,轮廓分明,形容确切,一如工笔画。棒槌山上的棒槌石,也是这样,秋风一吹,浮华尽去,雾霭皆失,姿态瘦硬,变得愈加沉重、愈加险峻。
  棒槌石长在建昌县玲珑塔镇毛杖子河南的棒槌山上。山,不很高,也不很陡;沟壑,不很深,也不很宽。只是因为山顶上的这两块棒槌一样的石头,而显得别致。一直以来,当地屯人不无温柔而又骄傲地称之为“姐妹石”。原因是这两块山石影重形双,相望相守,不离不弃。大的约有15米上下,居东,是姐姐;小的约有7米左右,居西,是妹妹。一大一小、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一躁一静。“姐姐”石是个急性子,总是站立不稳,摇摇晃晃,险象环生,像个“愣头青”一样,风生脚底,云出肩头,霞染腮边,似乎要着急忙慌地跑到山下来,“长爪似的”要看看庄户人家的树绿花红,枫丹荻白。尤其是,要仔细地瞧一瞧屯人“呼啦啦”地扒拉下半海碗小米水饭,“咔吧”一声撅断一大截葱白儿,狠劲儿地在大酱碗里抿一下自家做的黄豆酱,脆脆生生地满口嚼着,之后,未及全部下咽,又顺手拿起一个青翠的小辣椒,再抿一口大酱,塞到嘴里,“咔哧、咔哧”地吃起来,辣得舌头翻卷、眼泪横飞之后,赶紧把剩下的半碗水饭,连汤带水,一扫而净。然后,离开炕桌,惬意地斜靠在炕梢儿的行李卷儿上,半眯缝着眼睛,拨弄开小小的收音机,“滋啦、滋啦”含混不清地听单田芳的“公鸭嗓”。可是,想归想,急归急,千万年过去了,这块被称为“姐姐”的棒槌石,虽然一直跃跃欲试,但,终究没有下得山来。只是一些人爬到棒槌山顶,围在巨石下指手画脚、评头品足时候,忽然一阵山风吼过,全都惊叫着四散逃去。原来,巨石的底座较小,风一吹,加大了棒槌石摇晃欲倒的幅度,仿佛马上要轰然倒下,吓得人们夺路而逃。
  而距离“姐姐”石十余丈远的“妹妹”石,却是立若处子,沉着冷静。一直以来,气定神闲地站在棒槌山上,看着六股河亲亲密密地流来,又依依不舍地流去,神情不动;望着疾去的山鹰闪下云头,射向草丛,破雾追风,姿态依然。即使头顶惊雷乍起,闪电惊龙,云海涛怒,我自岿然不动。其实,“妹妹”石只是在想,自己本来就是在山上的,这是自己的国家,不在自己的国家里好好地呆着,上别人的国家里干啥去呢?千百年来,“妹妹”石我行我素,保持一个姿势,脉脉地站着,静静地立着,一如既往,即使寒来暑往,即使风起云涌,即使枪林弹雨。
  1938年6月16日,棒槌山真的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这一天的鸡叫时分,日军冈本炮兵连、伪军第四十二团和建昌、绥中、兴城、锦西、朝阳等五县讨伐队5000余人,集聚建东县排兵布阵一个时期后,在棒槌山下包围了邓文山的“平康德”抗日武装。邓文山是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大北沟村人,23岁加入奉军,担任副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马占山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任团长。马部失败后,独树义帜,报号“平康德”,在讷河、拉哈、德都等处屡歼敌军。1936年末,潜回建昌,拉起了100多人的抗日队伍,两年来,他们夺机枪、杀伪警、攻击伪讨伐队、砸日本人开在药王庙的洋行……逐渐壮大成“辽西抗日”的有生力量,像一堵墙一样挡在辽西,堵着日本人的侵略。
  面对雨点般落下的“三八大盖”子弹和迫击炮炮弹,邓文山冷静地命令大家掩藏起来,并坚定地说:“这些家伙,看样子像狼,放倒他几个,就变成兔子!”随后,拔出匣枪,抬手连发两枪。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盯向敌人,一盯一个准儿。立马,就应声倒地2名敌军。其余之敌吓得连滚带爬地退回棒槌山山顶,再不敢向山下移动,只是继续以枪炮猛烈射击。
  盛夏的太阳,狠毒地射向棒槌山脚,就像一万根小刺儿,刺得人脸生疼。日伪军的枪弹如雨,更是密集如注,一阵紧似一阵“不失闲儿”。邓文山与敌人一直相持到下午两点多,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邓文山的头部被炸飞的碎石击伤。一阵眩晕,眼前的棒槌石倒了,棒槌山也倒了,辽西的大地倾倒下来。
  但是,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邓文山才拄着拐杖,率部撤离棒槌山。这次棒槌山战斗,邓文山的“平康德”部只有38人参战,邓文山创造了棒槌山只身抵千军的奇迹。
  惨无人道的日军,为了找到突围的邓文山,就严刑拷打棒槌山下的群众,还给邓连升等人灌辣椒水,追问邓文山下落,但民众谁也不说,因为他们都是“一起大葱蘸大酱、一起喝粥”的哥们儿。后来,残忍的日军把邓连贵父亲邓文忠、邓连义的弟弟四喜子和五银匠等人斩首示众。
  “辽西故垒大风驰,万丈心雄尚有师。我辈原皆非好战,谁耽日夜剑鸣时?”现在,棒槌山的棒槌石下面,常年生有不知名的花草,即使是严冬腊月,大雪封山,万物凋零,也总有一叶嫩绿,一蓬生机,吐露着怀念,也演绎着顽强。而这一双棒槌石,立着辽西的地,顶着辽西的天,更加坚韧不拔、义无反顾。
  因为,她们深知,一旦离开辽西,天晓得能在哪里歇脚。
 

(责任编辑: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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