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像
 
 
 
 
 
抗战记忆
参加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的片断回忆
    刘品三 口述 程树堂 整理
    “九一八”事变前我在绥中县大涝豆沟村担任村副。1931年冬至月,初次接触郑桂林,1932年旧历3月初参加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从旅长升到第六梯队司令,从在绥、兴两县活动直到1933年退到天津马厂改编。这一段亲身经历的事实,有些还清楚地记得,现把它谈出来供参考。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十八路军的编成
    1931年冬至月,“九。一八”事变过后将近四个月了,东北军黄显声、熊飞率领大队人马由涝豆沟西边向关内撤退。大军过去一、二日,有一身着灰军服的东北军军人模样的人来到我村,遇到村民赵振芳,说他是退往关内的东北军,因体格不好掉了队,走饿了,希望在赵家吃一顿饭,以便继续向前追赶大队。赵因地方当时秩序很乱,好坏难分,不敢留他吃饭,就把他介绍给我,我把他送到赵老秀家吃一顿饭,并留他住下。第二天早晨我见他为人很好,亲切近人,便把他请到我家吃早饭。在吃饭间彼此初步交谈,互通姓名,得知他是郑桂林。当时我就劝他:“你快走吧,这个地方很乱,日本鬼子也不远了,一个人走路是很危险的。”过了二十多天郑桂林由关内回来,带有四十多人,都穿军装,只有三、四人携带小枪,其余徒手。他由涝豆沟往建昌县小药王庙、鸽子洞去找邓云丰,特到我家找我,正值我去外屯串亲未遇,而郑也未等,即往北行。(点击阅读全文)

 
回忆浑九沟支队
  刘春儒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后,魔爪即向四方伸展。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领了沈山线,扎住脚跟立即沿线向外扩张。日寇每到一处,烧杀掠夺,东北人民哭声惊天震地,不忍心当亡国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了抗日武装,联庄会、义勇军,阻击痛歼敌人,保家保国保人民。
   1932年1月,日寇侵占锦州之后,经常出动军队,沿线重点“扫荡”。随之,找汉奸,组织伪政权,安营扎寨,以维持其法西斯统治。
   这一消息传到浑九沟后,人民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当时联庄会头目何占林激昂慷慨地说:“我们这么大的中国,叫一个小日本给占领了,没人打,我们打!”群众情绪越发振奋,议论纷纷。许多老年人讲:“我们坚决要打日本鬼子!鬼子见人就杀,这也没有我们活路了!”
   1932年农历正月十五,何占林会同松树沟赵连城、赵老文各带手枪去锦州侦察鬼子情况。他们在锦州自行车厂住了两宿,第三天下午5点多钟见两个日本兵由南往北走,他们就跟踪下去,走到铁路北附近,趁四处无人,开枪打死鬼子兵,何占林上前抽出腿缝刀子割断枪背带,取下大枪夺路而归。(点击阅读全文)

 
锦西县民团抗日见闻
  赵奎一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沈阳等地以后,就陆续向辽西地区进行节节侵略。东北各军政负责机关因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步步退让,东北足能自卫的军队陆续撤退到关内,
   使祖国的大好河山陷于铁蹄之下。东北人民愤恨已极,摩拳擦掌地准备抗击日寇。我当时是锦西县城(冮家屯)的工商业者,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了解锦西县名团抗击日寇的战斗情况。
  一、西郊公路线的伏击战
   我记得在辛未年冬月三十日(1932年1月7日),有日军古贺联队长率领骑兵官兵共约120名,由锦州出发,经由虹螺岘到达锦西县城(冮家屯)。当时由县长张国栋率领地方绅商各界代表人如公安局科长杨玉璞,士绅张亚兴、王赓堂,商务会长杜雅斋,农务会长张尽臣,当铺经历陈启周,烧锅经理王济世,六街街长郝耀东和刘成业等数十人齐集大街东头关岳庙门前执日旗欢迎,我也是商业的参加迎接人之一。当时看到大队入街,骑兵人数计86名,队后在城附近还有尖兵放哨30余名。古贺骑兵队入县城就分驻在县政府和教育局两处,由杨玉璞为临时维持会会长和绅商等执行招待事宜。(点击阅读全文)

 
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第十九旅活动情况
   朱盛田、王惠营、王德先
   “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眼看我们中国就要沦为第二个朝鲜,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大军接二连三地向关内撤退。在这年冬底,我们山区就传说有郑桂林者出关到绥中北三山、大风口、鲍庄子一带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我们想真有人出来打日本,这回可有希望了。但当时地方相当混乱,有少数不肖之徒,乘机为匪成患,所以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买枪自卫,后来和义勇军接上了头,我们这个自己组织的联庄会就集体参加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直到退进关里为止。
   (一)、第十九旅的建立
   第十九旅人称“马大架子旅”,旅长马玉臣,红庙子村合龙沟人,在旧中国当过大王庙区区官。因其为人沉默寡言,待人呆板,故人称马大架子(即不愿理睬人的意思)。我们十九旅参加抗日义勇军较晚,是在1932年旧历8月13日。这时郑桂林抗日活动已在永安、大风口、鲍庄子等地进行很长时间了。(点击阅读全文)

 
抗日义勇军将领邢九鼎
  邢国庆
   每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我都倍加怀念我那为抗日献出生命的父亲。他“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高尚民族气节和为抗日救国不避艰险、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的父亲邢九鼎,字慕禹,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在绥中县大王庙镇吴二沟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我祖父邢广茂是个私塾教师,舌耕一生。父亲读了五年私塾,后在锦州、吉林谋生。1925年,经在吉林省工作的父亲同乡王之栋先生介绍到农安县公安局工作。当时农安县公安局的郭局长对我父亲很器重,推荐他到哈尔滨特别区学习一年半。这次学习对我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据我母亲回忆,父亲从哈尔滨特别区回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除了公安工作之外,经常讲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经常想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安危。工作到1930年秋,因涉嫌政治案件,省警务厅要抓他,父亲便丢下我母亲悄悄潜回原籍绥中。公安局传讯我母亲查问父亲去向,我母亲回答一概不知。母亲获释后,收拾一下行装返回了绥中。(点击阅读全文)

 
抗日义勇军在我家乡
  王庆荣 韩启元 李文德
   郑桂林最初出关组织义勇军是从山海关来的。以后,由于日本鬼子的封锁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不合作,便改由花户庄立根台经大茅山口驻操营转北戴河去北平救国会,所以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就成为郑桂林义勇军来往关内外的必经之路和在作战后退守休养的根据地。立根台距大茅山口十五华里,距驻操营三十华里。义勇军是1932年旧历正月十七日开到我们这里的,四十八路义勇军司令部就设在杨树湾半道子屯曹文焕家,由北平救国会领来的弹药物资都卸在曹文焕家院内,由此分发各个旅使用。花户庄设有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所有伤员由前方抬到这里给予初步治疗,再送往北平。
   以花户庄、立根台为中心,也是军粮储备的地方。抗日义勇军的粮食主要是靠从山南(破山洞以南)平原产粮地区捐大户而来。义勇军专门派队到山南打粮,山南牛家是临时粮秣处。打粮队长狄殿文带一营人常住这里,要妥粮食之后,派我们这里的人和牲口成群结队地到山南去驮粮,回来交给给养处,然后按单位人数造册发放。发粮数不固定,要的粮食多了就多吃点,少的时候就少吃点。对粮食的保管发放也经常检查,防止虚报冒领。立根台粮秣处设在叶永志家,由屯中选出四人建立维持会,帮助保管发放粮食工作和招待义勇军的一些服务工作。立根台维持会长叶永志、保管员叶广居、付粮员王庆荣和胡万海。李文德和王庆荣、胡万海专门给义勇军拉豆腐,帮助搞好生活。(点击阅读全文)

 
民众抗日首胜钱褡屯
  张亚光 口述 张恺新 整理
   1932年,当时的锦西县抗日民众在钱褡屯设伏,与日军松尾辎重小队发生了一场激战,全歼了辎重小队,取得了民众抗日的首次胜利。
   我叫张亚光,生于1922年。钱褡屯战斗发生时,我刚十周岁,当时我在远处亲眼目睹了战事,还看过日本兵的死尸。长大后,我听父辈和同村参加过战斗的人讲钱褡屯战斗的经过,对战斗有了更深的了解。
   钱褡屯原来叫钱褡子屯,现在隶属于葫芦岛市南票区陈家屯村,我小时候,全屯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清朝时“闯关东”的移民后代。钱褡屯的得名与地形有关,这里小山岭的岭岗隆起导致前后地形凹下,车道压过形状如钱褡子,因此岭西的屯子叫钱褡屯,小山岭因为在屯子的东边,我们都称为东岭。
   1932年1月9日凌晨,侵略锦西县城的日军骑兵联队长古贺派一名叫松尾的日军少尉小队长,率辎重小队,也称辎重粮秣运输监视队的二十多名日军在一名中国翻译,在一名锦西当地向导的引路下,前往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由于畏惧民团反抗,加上天气寒冷,松尾他们战战兢兢地沿着通往锦州的公路东行。(点击阅读全文)
 
日军古贺骑兵队被歼记
  金 原
   1932年1月3日,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率公安骑兵队200余名,由锦州撤至锦西县城,暂住一宿,翌晨即行离县西撤,奔往关内。当时县治设于冮家屯。
   1月4日午后2时,日寇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古贺大佐(古贺真实军衔应为中佐,大佐是死后追晋——编者注),率骑兵百余名,进至锦西县城东10里老爷庙村,暂行停止,命翻译先到县城,传令官绅迎接。于是,张县长(张国栋)率领全城绅士和商务会代表,手持纸制的日本国旗前往县城东门外排队迎接。不大功夫,古贺的骑兵,风驰电掣般地蜂拥而至,古贺在队伍的最后头,并未下马,仅在马上举手向欢迎的人们还礼。队伍一直到县政府,张县长和绅、商们也随后赶到。古贺到了县政府,首先把悬在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撤下,换上了日本的太阳旗。躲在办公室里的下级职员,目睹日寇此种行为,深感沦亡之痛,有泣下者。(点击阅读全文)
 
绥中义勇军生活和抗日片断
  安庆成 口述 安九振 整理
   我是绥中县范家乡汤口村人,1932年时我18岁,在义勇军驻地安国藩家给义勇军铡过草,见过许多义勇军官兵。他说,当时没有电,用石磨磨豆腐,磨房几乎不停,几头毛驴轮着拉磨,平时义勇军一天一顿高粱米干饭豆腐脑儿,出兵打仗的前一顿饭要炒几个菜,喝上几盅酒。战时几天吃不上饭很艰苦。晚上沟里沟外都有义勇军好几道岗,如有生人便盘问口令,对上口令便是自己人,对不上口令便押到大队部审训。只记得有一天的口令是“努力”。义勇军的胳臂袖上有一个硬布牌儿,上面写着“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九个字,牌有二寸长,一寸宽。义勇军战士站岗是轮换着,每人一支香,点燃后开始站,烧完了就换岗。有极少数年轻的义勇军士兵用嘴吹气,让香快点烧,少站会儿岗,被当官的发现后,踹了几大脚。(点击阅读全文)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狄殿一
   “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在前卫学理发,也有时给人家做临时工,勉强糊口,生活是困难的。我听到东北沦陷了,但是也没见到外国的军队,在前卫说了算的仍然是大地主张三狼,所以没往心里去。在同年的旧历10月间,日本军队开进了前卫,车站也有了日本兵,前卫的几个城门都有用砂袋子堆的街垒,出入检查。晚上太阳刚落就净街,谁要在街上行动就用枪打,日间在街上行走,也须要慢走,如要看你稍有可疑,就弄到日本军司令部去,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真是把人弄得提心掉胆、鸡犬不宁。我见到这种情景,心中不由得发出怒火,啊!这就是亡国奴呀!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就永远这样了吗?怎样把这群吃人的野兽赶出去呢?(点击阅读全文)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经过
  常继源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日本鬼子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占领了东北大片国土。当时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都不甘心当亡国奴,自动起来抗日。1931年郑桂林由关内到绥中组织抗日义勇军,经常住在绥中刘把屯张耀东家,后来张耀东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十八路军第十五统带。
   我是个贫苦农民,当时才二十左右岁。在张耀东家扛小活。张耀东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是刘把村村长。家中有些土地和牲畜车辆,参加抗日后,郑桂林常住刘把屯。这时我仍在张家扛活,并未参加义勇军。1933年旧历2月,日本鬼子势力一天天地扩大。山海关也失守了。日本鬼子向关内和热河大举进犯,并向四十八路军活动地区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避免过大的牺牲,保持和救国会的联系,义勇军遂向关内撤退。(点击阅读全文)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一年多的情形
  杨俊万 口述 彭文彬、李兆信 整理
   我家住在绥中北部山区-----九门台,这个地方是偏僻闭塞的农村,所以是抗日义勇军活动的根据地。由于受到抗日义勇军爱国行动的影响和宣传教育的鼓动,我也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兹将我当年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叙说如下,以供参考。
   (一)、我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经过
   1932年旧历2月,有一天我正在西河洼拾柴,由北面来了一个人,头戴毡帽,身穿青色棉裤棉袄,手中拿着一根竹棍,年龄约在四十左右岁。他走到我面前问:你姓啥?我说我姓杨。他又问我,你叫杨俊万吗?我说是,你怎么知道我呢?他说:我打听别人来的,说你会打枪。我问他姓啥?他说姓郑。他说:咱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就像朝鲜一样,咱东北人也当亡国奴了。(点击阅读全文)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何奉生 口述 苑耀辰 整理
   我原在沈阳一家商店里当账房先生,最恨日本鬼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日本军队在沈阳北门布上了岗,凡出入城门者必须向日本兵行礼,稍有不周即被殴打,对此我更加仇恨。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和商店一个伙计推一辆小车通过北门。当我看到许多过路的中国人向日本兵行礼而日本军人傲慢对待的神态时,一股复仇的火焰顿时升起,没有踌躇,我将车子交由伙计推去,随手抽木棒向日本军头上打去,日军当场毙命。我也没回城里,逃回了家乡秋家窝棚。
   这时适逢郑桂林、吴金铎由北平出关组织义勇军抗日,我参加了义勇军,担任二十一旅旅副。后又在十七统带部当参谋。因事过二十多年,多已遗忘。(点击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