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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何奉生 口述 苑耀辰 整理
   我原在沈阳一家商店里当账房先生,最恨日本鬼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日本军队在沈阳北门布上了岗,凡出入城门者必须向日本兵行礼,稍有不周即被殴打,对此我更加仇恨。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和商店一个伙计推一辆小车通过北门。当我看到许多过路的中国人向日本兵行礼而日本军人傲慢对待的神态时,一股复仇的火焰顿时升起,没有踌躇,我将车子交由伙计推去,随手抽木棒向日本军头上打去,日军当场毙命。我也没回城里,逃回了家乡秋家窝棚。
   这时适逢郑桂林、吴金铎由北平出关组织义勇军抗日,我参加了义勇军,担任二十一旅旅副。后又在十七统带部当参谋。因事过二十多年,多已遗忘。现仅就所能记起的四十八路义勇军情况记述如下:
   (一)第二十一旅的成立
   “九?一八”之后,东北军奉命撤到关里。但是许多东北军的将士不甘心东北的沦亡,纷纷出关组织义勇军。原东北军第三旅六三七团上尉副官郑桂林和十七连连长吴金铎,于1931年冬天带领一百多人由北平来到绥中大风口。这一百多人都是原东北军的士兵,他们没有枪,每人只带几个手榴弹。
   不久,郑桂林带了二十多人到瓮泉山一带活动,组织义勇军。此地有一个地主叫白祥林,有些民族感,交游甚广,自有手枪一支。郑桂林首先找到他,向他谈了来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白满口答应,并表示愿意出头联络各方人士。次日白祥林找到了我,又找到了薛永林(二道沟薛家屯)、窦海山(汤口)、李秉钧(二道沟李屯),这些人除我是中农外,都是贫农,都具有民族气节,爱国热诚,并在当地富有声望。白祥林传达了郑桂林的意思,我们都同意。于是约定在李秉钧家里开会,会上郑桂林首先开宗明义,他说:“张学良听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让抵抗,眼看着日本军队占了东北,到处奸淫掳掠,抢劫烧杀,如果我们还等待蒋介石抗日,那亡国奴就当定了,当今之计,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拿起枪来团结一心,定可以打走鬼子…….”他讲时热泪盈眶,感情真挚,我们也都为之凄然。当时大家一致表示,死活起来干,不当亡国奴。接着他问我们能拉起多少人,有多少支枪。我们说初步能组织二百人,二百支枪。他说这样就给你们一个番号,称为第二十一旅。接着又研究了人选,最后确定旅长白祥林,旅副何奉生。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窦海山,第二团团长李秉钧。
   第四十八路司令郑桂林,统带吴金铎。除了直属统带部(一百多人)外,其下有若干旅,十七旅、十九旅、二十一旅等先后成立。但到底有几个旅,多少人,我也不清楚。

  (二)首战告捷士气高涨
   那次会议之后,我二十一旅的几个团长即分头去组织队伍。郑桂林又去了一趟北平,回来已是1932年1月,他告诉我们说;“为了提高群众抗日信心,给新加入的士兵作出榜样,必须打一次胜仗,给大家看看。”
   3月间,郑桂林亲自率领统带部的一百多名骨干,去攻打前卫车站。这一百多人都是郑由北平带来的东北军旧部,富有作战能力。夜里,他们奔赴前卫车站,用手榴弹炸毁了站房,打死了七个鬼子,缴获五支步枪之后,当夜返回了大风口。
   4月间,日军企图报复,由绥中出动二百多人,窜进四方台,为郑桂林探知。郑又率一百人夜袭四方台。当他们进入四方台时,日军全然不知,他们仍然靠手榴弹炸死了日本鬼子许多人,掳二十多人,缴获步枪十余支,又连夜返回大风口。经此两仗之后,士气大振。老百姓也更加有了信心,老百姓都称郑桂林为郑司令。这时恰由北平来了二百多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旧部,有的是爱国学生,这些人都编入统带部,至此统带部已有三百多人,有了十五支步枪。 我们的二十一旅也在这时组织完成,按原计划招足了二百多人,二百多支枪。
   (三)出击兴城
   第二十一旅成立之后,没有正式打仗。旅长白祥林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多病,不能常与部队一起行动,一切实际工作指挥权均落在团长窦海山手中。窦和土匪来往较密切,染了许多土匪习气。他在掌握了实权之后,常带领队伍抢劫百姓。我身为旅副,对此颇为不满,常与他发生矛盾。吴金铎得知后,即将我调去统带部当参谋,从此我离开了二十一旅。4月末,红庙子“伙会”二百余人,在马大架子率领下投奔义勇军。这时第四十八路已发展到七百多人,郑桂林决定趁此高潮出击兴城。
   出发之前集合部队,郑桂林宣布了纪律,不准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准打骂百姓,并说明我们抗日就是为了百姓,要爱护百姓,百姓才能拥护。最后他很决断地说;“违反军纪者一律枪决!”
   郑桂林穿兰布大褂,背一支匣枪。他身材不高,但粗壮,其貌不扬却果敢机智。他带领全部人马打算取道砬子山去兴城,但当队伍到砬子山时,当地“伙会”却阻拦路口,不准通过。郑派人去交涉未成,当时因为枪口对向日寇,尽量避免和“伙会”磨擦,就命令返回。第二天郑桂林写信给“伙会”头子唐占奎,晓以大义,说明团结抗日的宗旨,并派人去交涉。最后唐才答应借路,条件是一宿之内必须通过,不许骚扰,不许吃饭。
   部队以快速行军,于一夜之间通过砬子山,进抵兴城北离城六十里的半皮山,准备在那儿吃早饭,并派人四出搞给养,谁知出去的人,在二十里外某地和日军遭遇。郑闻枪响,即带领统带部三百人赶至,将日军一连人包围,一场激烈的战斗展开了。郑原想消灭这股日军,但由于武器太差,抵不住日军的凶猛火力。有三十多人负了伤,十多人死亡,我的腿部也被打穿。最后只好退下来集合全部人马拉回大风口。这时已到了端午节。所有伤员都运往北平,通过救国会送至协和医院。郑桂林亦随伤员去北平,部队暂时休整。
   (四)四方台受挫
   郑桂林去北平,由抗日救国会领来四门炮、两挺机枪和一支自动步枪,取道柳江、石门寨回来(当时第八旅何柱国部驻守山海关,不准我们通行)。群众情绪大振,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各地土匪“伙会”听说义勇军有了炮,也都纷纷来归。土匪缪质彬、谢宝昌、田下侯、“伙会”头子唐占奎等都编为义勇军。人数发展到六千多,地盘扩大,打通了绥中至兴城的道路。
   这种浩大的声势更加引起了日本人的不安,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我们。某日,我们驻防四方台一带,统带部的三百多人驻石柱子西沟、姜家屯,另有两个连驻石柱子,驻地分散,为日军侦知。日军遂由前卫、前所、高岭分别出兵,向我驻地包围过来。拂晓,我们两个岗哨被打死一个,俘虏一个。当时我们正分散各处睡觉,有的睡在屋檐下,有的睡在马棚里,一听到枪响,都纷纷往西面山上跑。当时郑桂林不在,由吴金铎指挥,抢占高地进行还击,但因为火力弱,支持不住,顶了半天时间,只好撤到永安堡。郑桂林闻讯后,即带领另一部分人前去增援,被日军阻于石河,便撤到沟口一带。这一仗死伤二十多人,二十一旅参谋长黄某正在统带部联络工作,闻枪响后,骑马向外跑,被敌人将马打倒掳去英勇就义。
   (五)攻打兴城车站
   部队受到这次挫折,并没有气馁,大家纷纷要求出击,为牺牲的兄弟报仇。这年冬天,经过侦察知道兴城车站住有日军一小队,约二十余人,郑桂林和吴金铎决定把它干掉。
   郑桂林将二十一旅窦海山一团和红庙子马大架子一团留下,其余全部杀奔兴城车站。我们取道砬子山,仍然驻扎在半皮山。入夜,郑、吴率三百人,悄悄摸到车站,活捉了两个岗哨,破除了周围的铁丝网,偷偷将日军驻地包围起来。这时日军在梦中。郑一声令下,甩出无数颗手榴弹,霎时硝烟弥漫,二十多个鬼子全部炸死在床上。
   返回的时侯,向导带错了路,走到一道河边,受到城里追出的日军阻击,日军用机枪封锁河面。我们因道路不熟,又加是黑夜,被打散了,死伤五十多人,直到天亮才到半皮山。日军追至半皮山,我军分据山地,凭险固抗。日军终因山势险要不敢冒进,天黑即退去。我们也抬了伤员往回撤。
   但事情多变,当我们回到宽邦的时侯,才知道唐占奎已叛变。原来唐占奎之所以归入义勇军是羡慕那四门炮和两挺机枪。及至在战斗中发现炮打不响,于是决心叛变,乘郑桂林带人攻打车站之机,他带了自已的人偷偷溜回了砬子山,扼守要道,不让义勇军通过。郑司令到平台子之后,派人去交涉,请唐占奎来谈判。唐带了十个人来到平台子,谈判结果唐答应借两条道:一条由小盘岭、吴二沟过来;一条由平台子西沟、水泉沟、大王庙、黄家通过。谈判完了唐占奎往回走的时侯,我们部队也跟着上了山,这时守侯在山上的唐的队伍即向我们开火,我们也还击,他顶不住就后撤,我们乘胜前进。十七旅旅长杨麻子举枪打死了唐占奎,唐部大乱,我们便进山回到了驻地。
   (六)消灭绥中汉奸红袖头子队
   绥中汉奸红袖头子队的成员,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和大烟鬼赌徒,他们被日军收罗去,为日军服务。由于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比日军危害更大。他们常常为日军带路,搞情报,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的军装袖口都镶有红线,故老百姓都叫他们红袖头子。我们由兴城回来后,郑桂林决定消灭这批亡命之徒,为民除害。
   冬月底,吴金铎由统带部挑选了三十多名精悍的战士。入夜直奔头台子,首先把房顶的哨兵除掉,然后进去人打开大门,三十多人冲进院子,包围了房子。这伙亡命徒正在赌博。只听吴统带一声令下,手榴弹在这伙汉奸中间开了花,十多名当场毕命,十多名被我俘虏(后又放了),缴得步枪十余支,胜利而归,时已近年关。
   (七)郑桂林撤回关里之后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成立的一年间,发展很快。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多次,予敌重创,大大动摇了日军在绥中、兴城等地的统治。但是,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抗日军队,却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一年来仅仅北平救国会给少量弹药,给安置一些伤员。许多中国军队往往不予合作,山海关驻军不准义勇军通过,给义勇军增加了许多困难。
   1933年山海关失守,何柱国退走。接着承德失守,汤玉麟逃跑。义勇军的后路被切断,北平救国会来电,要义勇军撤回关里。
   当四十入路义勇军撤回关里的时侯,我正染病在家,没有跟去。义勇军刚刚撤走,日军即派红袖头子队和自卫团四处查找参加义勇军的人。我闻讯逃至锦西高桥、天桥一带躲了两个月,回来的第二天就被自卫团知道,要来抓我。自卫团的安国坤给我透露了消息,我又连夜逃到关里。我在天津做生意,直到解放。
   (196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