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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第十九旅活动情况

  
   朱盛田、王惠营、王德先
   “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眼看我们中国就要沦为第二个朝鲜,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大军接二连三地向关内撤退。在这年冬底,我们山区就传说有郑桂林者出关到绥中北三山、大风口、鲍庄子一带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我们想真有人出来打日本,这回可有希望了。但当时地方相当混乱,有少数不肖之徒,乘机为匪成患,所以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买枪自卫,后来和义勇军接上了头,我们这个自己组织的联庄会就集体参加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直到退进关里为止。
   (一)、第十九旅的建立
   第十九旅人称“马大架子旅”,旅长马玉臣,红庙子村合龙沟人,在旧中国当过大王庙区区官。因其为人沉默寡言,待人呆板,故人称马大架子(即不愿理睬人的意思)。我们十九旅参加抗日义勇军较晚,是在1932年旧历8月13日。这时郑桂林抗日活动已在永安、大风口、鲍庄子等地进行很长时间了。
   我们这个地方原属第八区(大王庙)管辖。日本占领了东北大片国土,我们乡村行政无人过问,地方非常不静,群众为了保护自家生命财产安全,纷纷起来组织联庄会(也称伙会),家家户户买枪自卫,大户可以多买,中户可以自买一支,小户几家合买一支。由红庙子往上至库当沟、张富岭、合龙沟、明水塘门、东洼子、蟠龙沟、臭汤子八个屯组织到一起成立了联庄会,有二百多人,二百多支枪。为了达到守望相助,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目的,必须选出一个总头目来领导和指挥,经各屯会首商议,公推马玉臣为联庄会会首,联庄会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这个时期地方上已有了郑桂林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常来常往,吃饭住宿。以后又有义勇军团长黄国选在明水塘门设卡收税,驻有三十多人。在附近还有土匪如“大昌字”,“天下好”,“任大布衫子”等,骚扰绑架勒索。联庄会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家乡,并没考虑抗日。我们当时的态度是:义勇军是抗日军队,到屯吃住,借道通过,只要不骚扰百姓,一概不加干涉。对土匪活动则坚决打击。联庄会组织起来之后,地方上比较平静了,群众受到保护。联庄会的活动范围也只限本地,口号是保护地面。
   其后,郑桂林的义勇军在附近一带抗日宣传活动日益深入,抗日队伍急剧扩大,马玉臣这部分力量就成为抗日义勇军动员收编的对象。1932年旧历7月初,义勇军王怀武带有八十多人到红庙子找马玉臣,说明抗日救国道理,要收编联庄会。马玉臣不服王怀武的收编,说:“你们抗日,我们也抗日,何必归你收编呢?”王说;“你们不同意收编,就把枪全部交出来归我们使用。”结果弄到两下开火。王怀武因人少力薄,被马玉臣缴了械,人被放回。
   王怀武回去向郑司令报告,说马玉臣是个亲日派,不叫收编,反而缴了我们的械。过了一个月,在旧历8月13日这天,郑桂林便调动大队人马,来红庙子收编,首先派人对马玉臣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并说如果不服将把整个联庄会缴械。马玉臣在抗日救国大义的影响下和惧怕郑桂林的实力,同意了郑桂林的改编。派人迎接郑司令,杀猪宰羊热情款待义勇军。把原来收缴王怀武部的枪支如数交还。郑桂林把我们联庄会改编为四十八路第十九旅,委任马玉臣为旅长,下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张世恩,第二团团长丁世恩,当时人称十九旅的两世恩。朱盛田、王德先、王惠营就在他们团里当营长。自收编以后,我们一心一意地跟郑桂林一道抗日了。马玉臣旅长看的很远,他向大家说:“将来抗日义勇军是要发展的,要有好的武器,咱们这些人缺乏正规训练,不会使用,得向郑司令要一部分由军队来的人,编到十九旅里来。”隔不多日子,郑司令果然拨来七十多人,全是由正式部队来的关里人,归十九旅指挥。这部分人就成为十九旅第三团,团长为杨树森。这一团人完全没有枪支,每个战士腰里掖有两三枚手榴弹,当时人称为秃爪子团。这时我们十九旅的力量更大了,共有三百多人,由于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军纪很好,成为义勇军后仍驻防家乡,原地不动,从此其他部分义勇军就不再来我们这里驻防,给养也不由外地抽,本地人吃本地粮。一般土匪更不敢轻易窜入我们防区,因此我们家乡在这个时期是很安定的。当地群众对十九旅也感到满意,认为既参加了抗日救国,又保卫了家乡。
   (二)、亲身经历的几次战斗
   1.夜袭高岭车站
   我们第十九旅编成,时间已经是深秋了。郑司令调我们到背荫章担负紧急任务,司令部下命令攻打高岭车站,我们分担的任务是破坏铁路,砍断电话线。在黑夜间由背荫章出发一直摸到高岭车站,把车站东西的铁路扒了两段,砍倒了两棵电线杆子,割断了电线,把车站围上了,结果发现高岭车站根本没有日本鬼子。把高岭车站的站长带走讯问一下情况,也就释放了。这次战斗扑空,主要是情报员侦探的不实。但此次虽然没有打着日本人,却也起到了破坏作用。这是我们十九旅离开家乡到别地活动的开始。
   2.红庙子御敌
   我们第十九旅第一次与日本鬼子接触是在红庙子,这是1932年腊月的事情。当时我们第一、二团驻在红庙子本屯和南沟,第三团驻库当沟,还有一少部分驻在明水东洼子等地。这一天正午有老百姓由车道岭跑来红庙子屯报信说:日本军有一百多人,向二道沟、车道岭 这个方向来了。当时各团即下令做好迎击准备,我们部队分占屯子后边几个山头。不到十几分钟,清楚地看到日本军大队人马已到山咀子南梁了,中间还有一部分骑兵。这时我团鞠正发在山头上先向日本鬼子开了枪,日本鬼子马上散开,沿着树荫分成两路,一路奔向红庙子北边后山,一路往红庙子屯南山,向我们兜上来了。这时全屯妇孺老少除了有病和年岁过大不能行动的以外,全部随着我们向西山和后山逃跑避难。日本军已迫近我们的山头,用机枪和大炮向我们山头猛烈轰击。我们也作一些抵抗,由于武器不佳,弹药不多,抵抗一会儿便招架不住,由后山撤到北头。不料日本鬼子由许家沟大梁又追上来了,炮火愈打愈紧。我们看形势不利,坚持下去要吃亏,为了避免过多的牺牲,保存实力,便下令迅速撤退。到王福才家南山梁集合后,退到边外四间房。当日日本鬼子并未向前追击。
   这场战斗我军无一伤亡,但是红庙子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老百姓跑到后山的正好和鬼子相遇,日本鬼子像野兽一般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杀,老百姓死伤有七名之多,如农民王振被日本鬼子用枪刺挑死,又被割下舌头。王殿和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往后山上跑,大孩子刚会走,小孩子还在怀抱之中,她被两个孩子拖累,刚跑到山坡上就跑不动了,带着两个孩子藏在一个坑洼处,不料被一个鬼子发现了,一枪串住娘三个,当时妈妈同大孩子都被打死了,小孩子大腿打了一个眼,未致丧命,号哭于母亲尸旁血泊之中。这个小孩长大以后,大腿仍有一个弹痕,常向人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这个人名叫王连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尉连长。
   第二天日本鬼子由红庙子出发,继续向明水塘门方向推进。行至张富岭时,在当地驻防的杨杖子人刘济舟,率三十多人在张富岭堵击日本军,他们在山岭上石砬后隐蔽,当日本军到张富岭不远处时,刘济舟便指挥部下向日本军射击,打死两名日本鬼子,刘便撤走了。日本军进到明水塘门魏杖子,逗留一、二天就撤回绥中了。
   红庙子遭受这次日本鬼子的蹂躏以后,我们抗日救国的决心增强了,认识到不能单从保护我们一个屯子出发,不参加抗日义勇军消灭日本鬼子,自己的屯子是保不住的。我们眼光也看远了,对郑司令的调动也愿意服从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3、消灭缪质彬部
   缪质彬是绥中高丽沟人,是当地的恶霸,又是土匪。他有一把子人,被郑司令收编为义勇军,番号为独立旅,但他不服从调动,还不断阻挠义勇军在兴绥两县的活动。以后更堕落到与日伪势力暗中勾结。郑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消灭这个坏蛋,以除后患。
   1933年旧历正月29日,我旅接到郑司令命令,调我们先到涝豆沟,然后去平台子协助兄弟旅共同消灭缪质彬。当我们旅开到二道房子时,战斗已经结束,缪已逃走了。但这时日本军和张子卿队闻讯来打我们义勇军,在铁路沟开了火,由天黑打到夜间,我们十九旅有三十多人,任务是卡平台子东山。快到天亮时,有人喊叫我们撤退,我们马上撤退。这时天上有日本飞机侦察扫射,后边有日本军追击,我们就直向和尚房子撤退,因和尚房子驻有国防军一个团,筑有防御工事。日本鬼子未敢前进。我们听说郑司令带大队人马已经进驻到秋子沟了,我们也向秋子沟前进,终于找到了司令部。到时杖子停留好多日子进行休整。打死高疯子,枪毙唐海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据说因高疯子有意篡夺郑司令的领导权,不服从郑的调动,主要是高疯子擅自炮轰大坟圈老朱家,不听制止命令。当时,我们被分配担任警戒,打死高疯子为朱盛田亲眼所见。唐海是因为强抢大王庙老百姓一头驴,被人告发而枪毙的。这是1933年旧历2月初6日的事。1933年春季,日本鬼子的势力一天天大了,山海关国防军撤退了,日本军对义勇军的讨伐也加紧了,义勇军的活动也就更加困难了。
   4、板城峪战斗
   我们第十九旅在秋子沟驻防多日,又随郑司令往绥中方面去打击日寇,先头队伍刚走到腰岭,便遇到日本鬼子的大队上来。接触后进行三个小时的战斗,天黑了双方才停止战斗。我们便向胭脂窑,小条石沟、蟠龙沟这方面行进。这时马玉臣旅长颇得郑司令的信任,十九旅也就紧跟郑司令一块行动,一般遇有重要警戒任务,都派十九旅去担任。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在时杖子枪毙高疯子、唐海整顿军纪时,郑司令在东山根设有好几道卡子,对高疯子部队逐个搜查。把搜出的抢来的老百姓衣物聚在一起用火焚烧。郑司令向大家说;“高疯子队伍太不像话,不是义勇军,简直是住家姑娘,还带着包袱,我们全军如果都像十九旅这样守纪律,就不愁抗日不能胜利。”
   我们在蟠龙沟这一带住了两宿,伪满汉奸丁强的游击警备军又朝我们进攻了。郑司令鉴于形势不利,为了保存实力,和北平救国会取得联系,决定向关里大撤退。由此开始走车厂沟、立木沟,经花户庄、立根台,进大茅山口,到驻操营,再走三里就是板厂峪。这是个三百左右户的村庄,形势很险要,西边是万里长城,北边是山,东面就是驻操营。日本军由义院口进入关内,也到达了板厂峪附近,因此,板厂峪的战机已成熟。我军布置在山神庙口子,准备打伏击。当天拂晓,日本鬼子果然上来了,我们先未动手,等放进人数差不多了,上级一声令下,我们才一齐向日本鬼子迎头痛击,把鬼子打得哇哇乱叫。这一仗我们胜利了。日本鬼子除了被打死打伤和被俘几个外,余者逃跑了。这天战斗还得了不少胜利品:汽车、给养、一挺轻机枪。
   第二天日本鬼子又由义院口出击,占领了长城的炮楼。我们又奋力攻打,在夜间一鼓作气拿下不少炮楼,日本鬼子又丢了长城的据点。到第三天天刚亮,因我们未及时向后方报告,以致我炮兵认为炮楼还在日寇手里,仍向炮楼发炮。就在这个时候朱盛田腰部受了伤,担架队把他抬到板厂峪村外临时病院,进行简单的包扎,然后由石门寨送到柳江,上火车住进天津兵站医院。
   在板厂峪作战时,还有国防军支援我们给养和子弹,我们两下互相配合。当时这个地区的国防军有第八旅、第十五旅、第十六旅、第十九旅。
   朱盛田到天津兵战医院养伤时,深受医院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爱,医院护理的好,吃的好,各方面人士常来慰问,伤员得到很多慰问品。伤员文娱生活也很好,给演抗日救亡的电影,灌输“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不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一些道理。特别感人的是,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由她两个孙女挽扶着来到医院慰问我们,她说:“你们为国家为民族抗日杀敌受了伤,我们当老百姓的非常感激,我没有什么可赠送的,把孙女纺线、做零活挣来的钱拿来慰问你们,表示我们的一点敬意吧!”当时很多伤员感动得落下泪来。
   朱盛田在医院住有两个多月,伤好出院了。旧历5月在天津还遇到过刘品三、马玉臣、张耀东等,但由于思家心切,后来溜回绥中,不敢回家,在亲戚家隐匿了一个时期。以后十九旅的人,除了一少部分随郑桂林西去外,余者都陆续回家了,马玉臣回家后病发牙痛而死。成立不到一年的十九旅,就这样结束了。
   (三)、争利闹纠纷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军需来源,除北平救国会支援一部分外,还靠由当地捐大户或抽税来解决。十九旅未建立之前,窦海山二十一旅派他的团长黄国选带三十多人驻在明水塘门收税,同时在地方上捐大户。1932年夏天,明水塘门有个叫王汉的大户,有钱又有枪,义勇军总想动员他出钱出枪,共同抗日。他视财如命,坚决不干,但又不敢回家,常住在腰岭屯岳父家。有一天王汉外出路经胭脂窑屯,遇见窦海山只身一人穿着便衣,马上跑到小杨树沟屯,向该屯联庄会会首孙景富报告。孙景富马上召集屯里人持枪出屯,把窦海山逮捕起来,从窦海山腰中搜出一支大净面手枪,窦虽口称我是义勇军,但屯子里人为了他这支枪,说啥也不听,把窦海山衣裳扒光,用绳子捆绑,扔在狗河里了。不料窦会水,投入河里后用力将绳子崩开,一直顺水漂流到下屯、老虎汀,挣扎上岸,被窦的朋友朱振升发现,朱给窦穿上衣裳,窦就这样脱险又归队了。从此窦海山总想捉拿王汉以报此仇。
   我们联庄会编为义勇军十九旅以后,朱盛田带人去明水塘门驻防,有一次王汉回家,被我们捉住了,由于王的苦苦衰求,看在家乡人面上,就把他放了。从此王汉一直住在绥中城里。窦海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对十九旅不满,种下了第十九旅和二十一旅纠纷的根源。
   1932年冬天,我们旅部驻在东洼子老任家,为了筹划军需,开了一个捐大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九旅各团长,二十一旅黄国选团长。在会议上确定朱振升、陆成祥、王化民等九户,每户捐款五百元,共四千五百元,充作买枪支扩充实力之用。但在捐款分配问题上意见有分歧,这九家大户都在十九旅防区内,丁世恩、张世恩两团长力主这笔款应归十九旅使用。黄国选团长则说这笔钱不能忘了窦海山,因为我们过去捐过王汉让你们给放走了,丁世恩坚决不答应,黄在炕上便骂放屁,同时黄的随从端枪照丁世恩射击,附近的人用手一托,枪口冲向房盖,没打中丁世恩。丁世恩的部下在玻璃窗外开枪向黄国选射击,当场毙命。
   黄国选一死,马玉臣知道郑司令决不善罢甘休,为了封锁消息,马上把黄国选在明水塘门收税的三十多人全部包围不许外出。同时考虑到万一弄僵两下发生冲突,十九旅力量单薄一定吃亏。马旅长就派人请谢宝昌帮忙,谢同意帮助,并把他的独立旅三百多人也调到红庙子、明水塘门一带,处于警戒状态。作好一切准备之后,马旅长派人向郑司令报告这一事件的原委,窦海山也向马玉臣提出了抗议。马玉臣向窦赔礼道歉,并厚葬了黄国选,郑司令并未加以责难,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四)、东洼子大检测阅
   1932年冬至月,郑司令把所有各旅调到东洼子,进行大检阅。步兵、骑兵、炮兵(这时已有迫击炮八门),大部份穿北平救国会发给的军装,打着裹腿,当然还有一部份穿着便服,分列站队,也非常整齐可观,总计人数不下万人。由郑司令带着司令部的基本队伍一百多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学生,进行检阅,并摄了照片。据说把这照片送到北平救国会,借以鼓舞全国人民抗日的情绪。
   (五)、义勇军进关后我们家乡的一些情况
   在我们几个人当中王德先、马岱兴并未随军进关。在郑司令带队退入关内的同时,汉奸丁强组织伪满游击警备军,尾追在后。曾一度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来叛变投敌的败类缪质彬也投入了伪满洲军。他所到之处,对义勇军的家属给予无情的报复和迫害。他到红庙子屯后,把当过义勇军人家的缸坛打碎,柜箱劈坏,把东西抢走。马岱兴亲眼看到缪质彬的一个伪兵,手持大枪追赶一名妇女,一直追到屯子里。真是弄得生灵涂炭,目不忍睹。
   这些伪满汉奸队,不但沿途搜查义勇军,骚扰群众,还对一些参加过义勇军的不坚定分子,进行利诱收编,如杨杖子刘济舟曾接受过郑司令领导,这回摇身一变投靠了丁强。
   1965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