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像
 
 
 
 
 
抗战记忆
抗日义勇军将领邢九鼎

  
   邢国庆
   每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我都倍加怀念我那为抗日献出生命的父亲。他“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高尚民族气节和为抗日救国不避艰险、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的父亲邢九鼎,字慕禹,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在绥中县大王庙镇吴二沟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我祖父邢广茂是个私塾教师,舌耕一生。父亲读了五年私塾,后在锦州、吉林谋生。1925年,经在吉林省工作的父亲同乡王之栋先生介绍到农安县公安局工作。当时农安县公安局的郭局长对我父亲很器重,推荐他到哈尔滨特别区学习一年半。这次学习对我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据我母亲回忆,父亲从哈尔滨特别区回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除了公安工作之外,经常讲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经常想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安危。工作到1930年秋,因涉嫌政治案件,省警务厅要抓他,父亲便丢下我母亲悄悄潜回原籍绥中。公安局传讯我母亲查问父亲去向,我母亲回答一概不知。母亲获释后,收拾一下行装返回了绥中。
   父亲回家一年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沈阳。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激愤,寝食难安。他说:“我们的大好河山眼看要被日本人侵占,我们都要沦为亡国奴。堂堂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外国人的奴役?我们怎能坐视国土的沦亡!”不久,他就去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父亲去北平不久,1932年1月,有位东北军的王副官带领另外两名军人来到吴二沟,打听这里有没有人组织抗日,被邢国照领到我家。王副官得知我父亲去了北平的救国会,便在我家住下,等待父亲回来共谋抗日大计。为做好准备,我的堂兄邢国珍去了葛家乡大柳树沟借来两支步枪,不料被坏人密报给绥中城里的日本人。一天,数百名日本人和伪军来我村围剿。得知这个消息后,在王副官组织下,先给三名东北军军人换上叔父的便衣撤走,又安排我母亲抱着我和叔、婶母一起逃往大柳树沟,这时敌人已将我家保卫,王副官来不及撤走,即藏在对面屋柴大妈的柜里。日本人和伪军将我家衣物抢掠一空,还要点火烧房子,经柴大妈的苦苦哀求才得幸免。敌人撤走后,王副官从柜里出来给柴大妈磕了三个头,感谢救命之恩,便离开了吴二沟,后不知所终。
   1932年接近春节,父亲从北平回来,受命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跟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七名大学生,他们带来柳条包,内装许多各界捐款的银元,作为筹建经费。救国会委任穆化南为十七路军司令,我父亲为副司令,张仙洲(吉林省人,大学生)为参谋长。穆伯伯留任在救国会未来绥中,只由我父亲和张仙洲叔叔等人来到绥中开展组建义勇军的工作,他们以吴二沟、水泉沟一带为基地,开展抗日宣传,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加义勇军,并收集群众手中的土枪猎枪,买了不少红缨枪,还从大柳树沟借来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我父亲善于讲演,常常讲得声泪俱下,很有感染力,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不久,父亲和穆司令就组织起100多人的队伍,任命水泉沟的汤占奎为团长,还挑选邢九武等有威信有号召力的人为营连长。当时没有军装,就买了一些白布,由我母亲用槐树角子煮水染成黄色,每人发给一个袖标。以后,又经多次谈判,耐心说服,晓以民族大义,收编了任荣久(匪号大布衫子)、任喜龄带领的100多人。这样,整个队伍已有300人。1932年初,我父亲曾率队配合第十三路抗日义勇军去攻打绥中县城,因敌人防备甚严,将近到城郊时又撤回来。
   县长温继峤当了汉奸以后,派他的亲信蔡恩堂到大王庙任八区区长兼公安分局长。蔡到任后,甘心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积极镇压抗日爱国活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父亲与参谋长张仙洲经过周密策划,于1932年7月8日夜间率汤占奎团和新编的任喜龄团包围了伪八分局,发动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敌人,缴获步枪35支,并当场枪决了铁杆汉奸蔡恩堂。这一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义勇军声威大振,不久就扩充为三个团,约600多人。伪县长温继峤在他写的“大事记”中哀叹:“八区分局遂成为义勇军盘踞处,县署命令亦不能到达,全区行政陷于停顿。”
   1932年秋,我父亲接到总部命令,率部北上,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最后到达建昌以西某地,与朱霁青总监率领的大部队会合。朱霁青总监给我父亲率领的义勇军补充了枪支弹药,休整训练一个多月,并给配备了两门炮,命令他们去攻打驻在义县的日军。我父亲率队火速奔赴义县,由于当时士气旺盛,长途行军,不久就到达了目的地,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于一天夜里向驻守在义县车站的日军发起了进攻,打死打伤一些日军,战斗二个多小时,由于敌人援兵到来而未能攻入县城。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撤退下来。由于撤退时有些慌乱,致使两门炮未能带回。
   攻打义县后,我父亲率队撤到朝阳,因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部队士气低落。不料,在朝阳又被土匪包围,大部分枪支被土匪缴去,部队也溃散了,未能整齐带回。由北平来的大学生,经过这次挫折,对抗日失去信心,他们从朝阳回来都来到我家,向我母亲说:“大嫂,困难太大了,再打下去更难,我们就回去了,你也劝劝大哥早点去关里吧!”过几日,我父亲回来了。我母亲劝我父亲说:“人家都回关里了,你也别干了,日本人洋枪洋炮咱们能打过人家吗?你这样一心抗日,我很担心。”我父亲慷慨激昂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宁死不当亡国奴!”这几句话,从我懂事时起,妈妈向我讲述了无数遍,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在朝阳失败后,我父亲率领的义勇军剩下不多,但他仍与张仙洲叔叔一起继续重整旗鼓,坚决抗日。在此期间,伪县长温继峤曾通过父亲的朋友劝降,并许诺将委以重任,被我父亲严词拒绝。我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不把日本鬼子赶走,绝不罢休!”后来,日本人悬赏捉拿他,也未能动摇我父亲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1932年冬,根据救国会的指示,为便于统一指挥,把义勇军第十三路军和第十七路军都编入第四十八路军,归郑桂林统一指挥。我父亲同邓全惠一起把十七路军缩编为第三十五旅,驻扎在大王庙、砬子山一带,共有300多人,张仙洲叔叔仍任参谋长。三十五旅组建以后,义勇军力量又逐渐强大起来,并积极扩充队伍,充实武器装备,准备伺机同兄弟部队一起攻打绥中县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2月,春节过后,一个突然事件发生了。那天,我父亲同副官处的十几名干部战士在大王庙工作,突然开来一支部队,自称是崔景韶旅的郎团所部。谁知这个郎团已经叛变,当我父亲准备欢迎时,就被这伙叛军包围了,缴去所有的枪支。我父亲痛斥叛军的叛国行为,穷凶极恶的叛军首领就向我父亲的头部开了枪。当时,邓全惠叔叔正带领部队驻在砬子山,来不及救援。就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父亲,抗日救国的壮志未酬,却牺牲在叛军的枪下!全家人和全体战士悲痛欲绝,但谁也无法使父亲复生。深明大义的母亲决心把我抚养成人,以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
   我父亲牺牲后,义勇军的处境更加困难。1933年3月,邓全惠带领三十五旅余部跟随郑桂林进关参加长城抗战,而后再也没有回到关外。只有参谋长张仙洲参谋长不肯离开绥中,他带领几个人继续在老八区大王庙一带坚持抗日斗争。1933年初冬,他仍身着单衣,我母亲看他衣服太单薄,就给张叔叔缝制了棉衣。1933年冬,张仙洲在黄土坎子与前来扫荡的日军遭遇,不幸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黄土坎子村张河沟。至今,不知这位抗日烈士的遗骨在何处,也不知远在吉林的张仙洲家里还有什么人。

  (作者系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副司令邢九鼎之子,绥中县人民法院离休干部)